1950年，中国遗传学之父李景均，受到不公正对待后，毅然前往香港，可因为没有身份证明，他无法得到美国签证，也不能前往其他国家！当诺贝尔奖获得者穆勒得知后，亲自给美国国务院写信，请求派人到香港接他……
1951年4月，香港半岛酒店的大厅里，沙发那头坐着的是手里握着决定权的美国外交官，这头是39岁的李景均。
外交官把一张填得密密麻麻的表格推了回来，用手指关节敲着桌子说：“李先生，不管那个叫穆勒的诺贝尔奖得主怎么推荐你，规矩就是规矩，你没护照、没国籍，我怎么知道你就是那位‘中国最顶尖的遗传学家’？”
李景均一声没吭，这种被看不起的安静持续了十几秒，他弯下腰，从那个用旧了的皮包里拿出一本暗红色封面的书，重重放在红木茶几上，那是194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书《群体遗传学导论》。
他翻开封面，指着作者栏里的“C.C.Li”，声音不大但句句带刺：“这本书，就是我的护照。”
这时候，一本学术书成了他在这个乱世里唯一的身份证明。
两年前，他还是那个在北京穿着厚棉袄、口袋里装满计算尺的北大农学院系主任，学生们开玩笑叫他“会走路的实验室”。
但1949年的北京，形势变得比翻脸还快，苏联那套“李森科主义”不光是学术观点，更成了政治风向标，那个曾经在西北搞农业的乐天宇掌了权，在他眼里遗传学只有对错两种：苏联的是“红色科学”，而孟德尔、摩尔根的理论——也就是李景均研究的东西——是“资产阶级的毒草”。
李景均还想讲道理，他甚至翻译了对手李森科的书，想在课堂上做“对比研究”，但在那个狂热的年代，讲理本身就像是一种错。
课被停了，系主任的职务也被撤了，但这还不算最糟的，最要命的是，他妻子克拉拉是美国籍华人，在那个到处是间谍猜疑的年代，这个身份就像绑在全家人身上的炸弹。1950年初，最后通知来了：自己辞职。
没工资、没积蓄，连公开道别都不敢，3月的一个清晨，一家四口踏上了狼狈的逃亡路：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，换船到广州，最后一段，是从广州步行走到深圳的罗湖桥。
当李景均穿着磨破底的皮鞋踏进香港时，他又一次成了无家可归的人。
一家人挤在油麻地不到十平米的小阁楼里，窗外是维多利亚港的繁华夜景，屋里是压得人喘不过气的绝望。他在日记里甚至写过“想跳海”的念头。
如果没有赫尔曼·穆勒，李景均很可能就默默无闻地消失在香港的穷街陋巷里。
穆勒194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，他在大洋另一边看到《遗传杂志》上那篇题为“遗传学在中国死亡”的求救信时，气得直拍桌子，穆勒太清楚苏联那套了，他亲眼见过李森科是怎么把科学家送进劳改营的。
穆勒直接绕过移民局，把信写给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，他的理由非常硬：“如果美国不救这个人，将是全人类基因科学的损失。”同时，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开始向香港的英国政府施压。
这就是为什么1951年，那个没有护照的李景均能登上开往旧金山的船。
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，他拿到的只是一份年薪5000美元的助理教授工作，这薪水在美国学术圈只能算“底层干活”的，但他不在乎。
他要做一件大事，那个时候的医学界，很多做法都像凭感觉，药有没有效，全看医生个人经验，病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的是真药还是“心理安慰剂”——完全没个准。
李景均把他早在北大就坚持的数据理念搬了出来，他像个特别较真的人，定下了三条雷打不动的原则：随机、双盲、对照。
1973年，他成为美国人类遗传学会第一位亚裔主席，1984年，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。荣誉一大堆，但有些遗憾，时间也补不回来。
他那本救了自己命的《群体遗传学导论》，在西方学术界称霸了二十年，再版四次，被译成六种语言，可在中国，直到2001年——原版出版53年后——才出了第一本中文版。
在那漫长的半个世纪里，国内的学生只能在批判材料里看到他的名字，却不知道，这位先生在匹兹堡的书房里，每晚对着中国地图，一遍遍地演算公式。
他晚年很少提北京的事，但在1979年一封没寄出的信里，他写道：“如果当年能留在北京，或许还能为中国多做点事。”
2003年，李景均在匹兹堡去世，他的墓前没有立歌功颂德的大碑，学生们悄悄做了一块小铜牌，上面刻着他一辈子最信的五个字：“Let data speak（让数据说话）”。这块牌子平时收着，只有到他忌日那天才会摆出来。
2010年，有位中国学者在哈佛大学旁边的旧书店，偶然淘到一本1955年版的《群体遗传学导论》。那是李景均捐给印第安纳大学的藏书，书的空白处，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笔迹的算式和批注。
也许，这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，真理用不着护照，数据从不骗人，它们就在泛黄的纸页间，穿越国界、穿越时间，一直活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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