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全球地缘政治波动的背景下，日前发布的中国经济一季报表现优于预期，进一步增强了全球资本增配中国资产的动力。
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将这一趋势概括为“全球多元化配置的必然结果”。他在近日举行的“全球金融机构走进中国金融市场”银行间市场专场活动上表示，在“东稳西荡”的宏观格局下，全球投资者正逐步降低对单一美元资产的依赖，中国资产有望在再配置过程中持续获得资金流入。
多位外资金融机构经济学家也指出，中国资产正从过去的“可选项”逐步转向“必选项”。这一转变既缘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，也与中国经济结构演进及制度型开放推进密切相关。“更重要的是，配置中国资产正从被动转向主动。”彭博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舒畅表示。
从资金流向看，这一趋势已初现端倪。2025年末，境外机构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突破10万亿元，中国债券市场规模接近200万亿元，位居全球第二。与此同时，外资调研与持仓亦呈现回暖迹象。在全球资产再配置周期中，中国市场正逐步从边际配置走向核心选项。
中国资产被纳入核心资产框架
过去一段时间，全球资产定价体系正经历阶段性重构。
在近期中东局势扰动下，全球风险资产普遍回落，但与以往不同的是，传统“避险资产”并未展现出稳定的对冲功能：黄金价格出现明显回撤，现货黄金回撤幅度超过10%，美债收益率在高位震荡、10年期收益率持续徘徊在4%以上，欧洲经济增长动能偏弱，新兴市场则在美元周期与地缘风险叠加下承压。
这意味着，以美元资产为核心锚定的全球配置框架，正在出现松动。过往依赖单一“安全资产”的配置逻辑，难以有效对冲当前多重不确定性，全球投资者开始重新审视资产分布与风险来源。在这一背景下，中国资产逐渐从“可选项”成为“必选项”。
“成为可选项本身已来之不易。”渣打银行董事总经理、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表示，几年前国际投资者一度将中国资产视为“不可投资”，而近年来这一认知正在发生明显转变。
在他看来，本轮中国资产受关注度回升，首先来自外部环境变化。地缘政治风险、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，使得部分投资者开始重新寻找“安全港”，人民币资产逐渐进入这一视野。同时，中国在科技与产业领域的持续投入开始显现成效，特别是在人工智能、新能源等领域，带来了新的收益预期。
从资金流向与市场数据看，这一趋势已有一定验证。2025年北向资金全年净流入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；截至2025年末，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已超过10万亿元。同期，中国债券市场规模接近200万亿元，位居全球第二。
权益市场方面，外资参与度亦在回升。2026年初以来，外资机构调研A股上市公司超过400家，调研总次数达到上千次。从持仓结构看，2025年末共有120余家A股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出现QFII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）身影，其中超过八成在当年四季度获得增持或新进重仓。
国际收支数据亦提供侧面印证。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末我国对外净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美元，较上年末增长约28%，外资对境内股票投资整体呈现净增长态势。
舒畅指出，随着中国市场规模与交易机制不断完善，国际投资者不再仅仅将中国作为区域性配置补充，而是纳入全球组合核心资产框架之中。
资产重估的核心是增长动能切换
支撑中国资产价值重估的深层基础，在于经济结构的持续演进，这最终要回归到宏观基本面的韧性与质量。
从最新数据来看，增长仍然具备稳定支撑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初步核算，2026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334193亿元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同比增长5%，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.5个百分点，仍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前列，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经济体的总量。回看2025年，全年GDP同比增长约5%，展现出较强的稳定性。
更值得关注的，是增长结构的变化。过去由房地产主导的增长模式正在逐步淡出，高端制造业、信息技术、新能源等领域持续保持较快扩张，成为新的支撑力量。彭博测算显示，到2026年前后，中国高科技产业对GDP的贡献有望首次超过房地产行业，成为新的关键增长来源。
“支撑资产表现的，是经济结构的变化，而不是单一周期波动。”舒畅认为，真正决定资产定价的，是增长动能正发生根本性转移。在她看来，科技创新与绿色转型等新动能正在构成新的底层资产逻辑，为中国市场提供更具可持续性的盈利来源。
从政策和增长范式来看，这一转型具有连续性。丁爽则指出，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保持约5%的中速增长，政策取向相对稳健，强调跨周期调节而非强刺激；与此同时，产业结构正从传统部门向高端制造与服务业升级，“高质量发展对应的是高质量资产的供给”。
在基本面之外，汇率因素也在强化资产吸引力。过去一年，人民币整体呈现升值态势，美元对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均突破6.81关口，累计升值较为显著。进入2026年后，人民币延续“稳中有升、双向波动”的特征，在岸、离岸汇率相继突破6.87、6.85、6.83等多个关口，成为全球外汇市场的重要变量。
不过，要从“结构改善”走向“资产回报持续提升”，仍存在关键约束。邢自强直言，当前人民币资产收益率偏低，其背后是内需不足与低通胀环境的制约。在此背景下， 尽管中国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方面具备“星辰大海”的潜力，但如果缺乏消费端的支撑，企业盈利难以全面改善，资产回报也难以显著提升。
因此，问题的关键逐渐从“供给侧升级”转向“需求侧修复”。邢自强认为，提升消费能力需要从收入分配结构入手，尤其是通过社保与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机制，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预防性储蓄动机，从而释放消费潜力。
这一约束同样体现在资金配置层面。丁爽也提到，当前外资对中国债券的配置仍受到收益率水平的制约，过去一年，部分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债券呈现净减持。但他认为，随着价格指标逐步修复、企业盈利改善以及人民币潜在升值，长期收益中枢有望抬升。
制度型开放提升市场吸引力
在资产吸引力之外，制度环境的演进被视为另一关键变量。
近年来，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已从早期的“通道式开放”进入“制度型开放”阶段。债券通、互换通及债券回购机制的持续完善，使境外投资者不仅能够进入市场，也具备更完整的交易与风险管理能力。
舒畅指出，这些举措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了入市渠道，也同步完善了风险管理工具与流动性支持。“债券通为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债券市场提供渠道，互换通给投资者提供风险管理工具，回购机制则提升资金使用效率，这是一套逐步完善的体系。”她说。
从政策层面看，监管机构近年来持续推进市场规则与国际标准接轨，包括认可国际回购协议体系、允许境外机构参与境内回购交易、优化跨境清算机制等。
但外资机构仍有多项现实诉求。丁爽表示，当前境外投资者最关注的三方面问题包括：一是风险对冲工具仍不充分，例如对国债期货及利率期权产品的推出存在较强期待；二是人民币债券作为抵押品的适用范围仍有提升空间；三是税收政策有待进一步明确与制度化，以便投资者更准确测算长期收益。
舒畅则提出，未来可以重点优化互联互通机制间的衔接与流程效率、丰富风险管理工具、吸引更多国际做市商与长期资金参与，以及推动跨市场规则对接与互认，提升中国债券的全球可达性与流动性。
在更长期的视角下，多位经济学家认为，资本账户开放仍是关键一环。丁爽表示，中国具备较强的国际收支基础，尤其是经常账户持续顺差，为资本项目逐步开放提供了空间。预计未来将沿着审慎、渐进的路径推进，为境外资金常态化配置创造条件。
邢自强亦指出，金融开放与市场改革固然重要，但“最终决定资金是否大规模进入的仍然是基本面”。当前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较两年前已有明显改善，但在盈利能力与需求修复方面，仍需时间验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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